为避免教育“内卷”，减轻孩子过重的课业负担，2021年秋季学年开始全国中小学推行“双减”政策，并与五项管理规定、民办中小学摇号、中招的名额分配、普职分流等构建系列，调整教育格局，推动家、校、社各归其位、协同育人，为孩子健康快乐发展提供保障。新政的实施对教育产生了深刻影响，其中祖辈教育受到了冲击、引发了焦虑，亟待完善社会支持系统。
教育新政调整家校社的功能与边界
据一份全国性的调查显示，中国近一半孩子跟着祖辈长大。在上海，0-6岁的孩子中有50%-60%属于隔代教育，广州接受隔代教育的孩子占到总数的一半。而在北京，接受隔代教育的孩子多达70%。隔代教育成为中国家庭教育无法回避也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。
“双减”政策对当前家庭教育转型提出新要求。为减轻考试和竞争压力，小学一二年级不进行纸笔考试，中小学校考试不排名、不公布。规范作业管理，推广晚托服务。同时，对校外的学科补习进行严格管控。后“新政”时代，孩子在校的学习情况，家长无法再通过考试排名、“分分计较”过度干预和焦虑，进入“盲盒”状态；同时，大批原先在校外机构提前、超难、系统化补习的孩子得以“解放”，双休日的学习和生活回归家庭场域。
把童年还给孩子、让家庭更加亲密，“后新政”时代，家庭教育面临转型：向左，还是向右？部分家庭坚持继续“鸡娃”，以在未来竞争中保持优势；部分家庭则发挥政策“红利”，带领孩子从激烈竞争中抽身，安排好课余的娱乐休闲与家庭生活。
在转型进程中，不少家庭祖辈与父辈不仅要共同面对挑战，而且要面对分歧：如何消除长期以来对与校外培训机构的依赖，制定个性化的查缺补漏、特长拓展的学习策略？如何科学安排孩子的家庭生活与课余活动？小到每天课后的安排，大到升学目标和成长路径设计，祖辈与父辈对于当下的家庭教育策略，面临更多升级、冲突。
祖父母作为教育者的“角色卷入”
在目前家庭教育实践中，祖辈在教育孙子女过程中的“卷入”程度和角色不同，在教育新政后所面临的转型要求和相应的压力与焦虑指数也不同，具体可分为三个层次：
第一类是“放手型”祖辈，基本不参与隔代教育。祖父母不与子女、孙子女同居住，甚至异地，隔代教育参与程度很低。教育新政调整前后，上述的家庭教育活动与决策，祖父母不参与，基本不焦虑；或由广泛的舆论“被卷入”，但因未参与孙子女的家庭教育活动被“隔离”身处事外而产生盲目焦虑。
第二类是“扶手型”祖辈，有限卷入隔代教育。此类家庭中，祖父母与父母共同参与孙子女的养育与教育，但在家庭教育角色中有分工、有主次：孩子的家庭教育职责主要由父母承担；祖父母居辅助角色，主要负责生活照料和养育。此类祖父母对孩子的学业成就和教育策略参与不多，因此，对于教育政策变化敏感程度相对不高。但是由于可能间接受到父母焦虑情绪影响。
第三类是“亲手型”祖辈，祖辈是家庭教育的主体，深度卷入孙子女的教育。由祖父母照料的留守儿童，和父母离异交由祖父母全权托管的儿童，祖辈承担着家庭教育的主体角色。由于父母缺位，或者与祖父母同时担任子女教育的双主体，教育新政调整后家庭教育格局的变化，会给祖辈造成较大的压力，并且夹杂教育主体角色的过度入侵和越界等原因，导致深层次的家庭教育冲突和焦虑。
隔代教育的三大焦虑
“后双减”时代，祖辈的教育焦虑起源与父母的亲职焦虑有所不同。第一大成因是信息时代的数字鸿沟、信息不对称。在数字时代和智能时代，海量信息铺天盖地，祖父母作为老年群体，其使用智能信息终端的能力和获取信息、筛选信息、辨析信息的能力处于相对劣势地位。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认知焦虑。比如五项管理规定、摇号政策、名额分配、普职分流等新政策，老年人的阅读、联系、分析处理能力等力不从心，理解和吸收查对困难，而在家庭教育方面无所适从。
第二大成因是代际超越与角色冲突。在前信息时代，知识和技能的传递以纵向传递为主：父母教子女、老师教学生、师傅带徒弟。而在信息时代，网络拉平了代际差异，并带来了更早的代际超越。孙子女辈作为信息时代的原住民，获取信息的能力反超父母和祖辈，祖父母能力被反超、天然的权威地位下降，往往对孙辈的教育无能为力。
第三大成因是教育升级迭代对祖辈教育的挑战。教育政策的变化，源于新时代教育理念的升级、方式的优化，是对传统教育模式的超越。与双减政策相关的系列举措，比如幼小衔接的小学主题综合活动、跨学科的项目学习、劳动教育与创新教育的关联等。祖父母们当年成功的家庭教育观念和模式，比如应试、抢跑等策略，已经无法适应新时代的教育发展的要求；很多祖父母对孙子女非理性的娇惯溺爱，也会内在地影响家庭教育策略，引导家庭教育冲突或焦虑。
构建隔代科学家庭教育的支持系统
因此，无论是作为家庭成员，还是作为家庭教育的辅助者甚至主体，“双减”政策后，祖辈的家庭教育策略指导，都需要社会支持。
首先，要合理定位祖父母的教育角色和地位。从理论上看，家庭教育应该由父母承担子女的家庭教育主体责任。尤其是从低幼阶段开始，父母的陪伴和教育，为孩子提供安全感和良好的社会性发展榜样角色。同时，时代发展、政策变化的速度远超过祖辈的认知速度，在家庭教育的决策与活动安排上，父辈更有优势。因此，在现实中，祖父母在家庭教育中的定位要适当、家庭教育中的边界要清晰、分工协作。祖辈要甘于退居“二线”担任孙子女的教育“扶助者”角色，学会“放手”让子代承担起教育孙代的教育任务，明确分工、减少对孙辈的教育干预，把自己从越界的教育主体角色中解放出来，避免过度“卷入”隔代教育过度焦虑。同时，正视代际超越，减少经验主义，甘于换角色向子女、孙子女学习，构建祖孙三代学习共同体，减少因观念、模式差异而引发的家庭教育冲突。
其次，正视家庭教育的多元主体，降低政策认知壁垒。对于祖辈不得不代行孙子女辈的家庭教育主体责任的，要尊重其合理性。在教育相关法规政策设计和实施过程中，充分考虑到家庭教育多元主体的复杂性，根据祖辈普遍参与家庭教育的国情特点，完善相关支持体系建设。对于教育新政的普及性解读和宣传，应将祖辈等密切相关者纳入服务范围。通过图表、动画等更加直观形象的方式，降低祖辈理解教育政策的难度，减少信息不对称。
再次，学校渠道的家长学校，完善隔代教育指导服务。义务教育阶段的家长学校多强调父母的主体地位，为避免父母在家庭教育中的缺位，当前中小学在家庭教育指导课、家长会、家委会等要求父母出席，不鼓励祖辈参与。这也导致在相关家庭教育的内容与渠道方面，隔代教育指导和支持方面的缺失。建议在学校的家长学校中，增设祖辈家长课堂。学前托育阶段，不少家庭中由祖辈担任主要带教人，上海的各级各类政府部门在科学育儿指导体系中，专设了祖辈家长课堂，有针对性地提高隔代教养质量。建议中小学校针对祖父母参与孙子女教育的现状，完善学校家长课堂的内容和方式，增加服务于祖辈科学育儿的指导课程，为祖辈普及青少年身心成长规律与新时代教育发展、政策调整等知识和技能，提高祖辈教养能力，舒缓能力焦虑。
最后，在社会支持系统中，促进老年教育和家长学校的融合建设。如上海通过上海开放大学、各级各类老年大学、社区学校等渠道相互衔接，为祖辈提供线上线下的家庭教育指导与数字化学习支持服务。今年10月上海家长学校主办的“家庭教育活动周”组织的上百项活动中，闵行、浦东、崇明等不少社区学校将隔代教育支持课程配送到村，祖父母与专家面对面，引导祖辈改进教育观念、优化教育策略、减少角色冲突，舒缓家庭教育焦虑，提高对教育新政的“适应度”。